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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简介,如何最
分类: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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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物

当今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这56个民族,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才最终认定下来的。

当年杨毓骧(右)与苦聪人的合影。 杨毓骧供图

中文名:黄现璠

betway88,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着,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着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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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8月,中央西南访问团来到了云南圭山和西山。圭山附近的彝族、苗族、回族、汉族等近4万多群众,挑着口粮、背着炊具、携儿带女,风雨兼程地赶来迎接。当时刚从云南大学肄业不久的杨毓骧,参加了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在圭山地区做群众工作。由于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基础,他被分配担任这次访问的接待、后勤及保卫等工作,亲眼见证了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感人场面。

国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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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56个民族最终是如何识别和确认的?

  虽然在圭山的集中访问只有短短七八天的时间,但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却是非同寻常。

民族:壮族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杨毓骧介绍说,圭山是云南地下党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很好。在战争年代,这里的斗争非常激烈,牺牲了不少边纵队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少数民族。当地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人民,看到毛泽东主席为他们题写了标语,还派人来慰问他们,个个都十分激动,见到访问团团员仿佛见到亲人一样。访问团针对当地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还在圭山、西山的几个村寨,针对当时的政治结构、保甲制度、经济、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调查,并将民族识别列为访问过程中的一项内容。访问团向圭山、西山各族人民赠送礼物,为群众布置展览;访问团的文艺组则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演出宣传,采集了当地二三百首民歌、曲调;医疗组免费治疗了近千名病人,并对当地的卫生、健康状况作了专题调查。

出生地:广西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支系纷繁,族称众多。由于历史上的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同时也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根本弄不清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

  离开圭山后,访问团又先后到达丽江、中甸、思茅等地开展工作,同时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派出民族识别组前往云南进行考察,基本摸清了云南各民族的族群族称。1956年6月,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开始了,中央成立了8个少数民族调查组,其中一支由费孝通担任组长开展调查,而云南省也成立了民族研究所配合工作。此时,杨毓骧调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出生日期:1899年11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平等意识逐渐觉醒,纷纷提出确认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份。另一方面,只有确认了民族成份,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各项民族政策。因此,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识别工作开始提上民族工作日程。

  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云南省就有260多种。回忆起新中国民族识别任务的艰巨,杨毓骧深有体会。除了民族识别本身任务比较繁重外,当时的调查环境也十分艰苦。杨毓骧回忆说,云南的调查组先分为3组进行田野调查。阿佤组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阿佤山的佤族地区,调查组人员一直深入到中缅边境。当时西盟的许多佤族部落还有猎人头的旧俗,盘踞在西盟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时地发动反攻,阿佤组调查人员的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怒江分组则要面临山高路险的重重困难,所以主要安排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前往。

逝世日期:198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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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毓骧所在的景颇分组条件要好一些,调查组配有武装队,他自己也随身带着枪支。在谭碧波、宋蜀华等人的带领下,调查组对景颇族4个支系的经济、文化艺术、民族习惯、阶级结构等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同时拍摄了反映景颇族、苦聪人的居住环境、生存状况等珍贵照片。他说:资料由各个组的组长负责整理,再把调查报告上报,又通过各个州的州委书记审核。可以说,这些资料的内容是非常精确的。

职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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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又一轮民族大调查开始了。杨毓骧说:云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差别很大,有的民族处于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些已经进入了农奴制、奴隶制,还有的甚至具有资本主义的初期萌芽。这种现象很奇特,于是国家把云南省作为民族调查的重点省份。

毕业院校:北京师范大学,东京帝国大学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的辨别。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民族的名称相当复杂,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有400多个。

  1958年八九月间,保山已经通了客车,调查组一路坐车来到芒市。当时的德宏地区还没有高楼,政府办公地仅是二层小楼,文化站、卫生室也已经建立起来。村寨都建在山区,民房是傣族的传统民居。当地的景颇族上层人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调查组。其实当地的山官也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杨毓骧介绍说,虽然普通群众要将收入交一些给山官,但有的穷人也会在山官家傍吃。甚至有的名誉上的山官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之后,杨毓骧真正体会到对于类似地区进行直接过渡、和平土改等政策是正确的。

信仰:民族平等

●有的为一个族体不同的汉语音译;

  杨毓骧记得,当时调查组聘请会讲景颇语的人当翻译,通过他们与当地群众进行交流,随行的医生给当地群众治病。为了以防万一,当地还给调查组配备了保卫人员,为调查组雇马匹。杨毓骧回忆起一些有趣的片段,不禁开怀大笑:有一次,我和谭碧波躲在深山老林里观察当地的串姑娘习俗。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刚好有一个小伙子和姑娘在那里约会。虽然他们发现了我们,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按照当地的习俗给我们演示了谈情说爱的过程。

主要成就:开拓中国“壮学”

民族识别是一项集社会实践性与严格科学性于一体的工作。一般地说,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产物,不仅有其嬗变过程,而且与周边民族以至国外的有关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主要成就:创立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创立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在桂林创办“漓江业余大学”倡建“中国生活学”

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密切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坚持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本着科学研究和“名从主人”的基本原则,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全国汇总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了科学的辨识,加上原来公认的民族,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份。

(历史

第一阶段

代表作品: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壮族通史

●一是有些汉人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以谋生的职业作为少数民族名称报了上来。如云南的蔗园人、广东的疍民。

历史定位:壮学宗师,八桂学派领袖

●三是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以汉族的身份出现,受汉族影响较深,其中又有一部分民族上层统治过当地其他少数民族,被统治过的少数民族不以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他们却要求恢复少数民族身份。如湘西土家族。

历史定位:黄派鼻祖,无奴学派导师

●五是分散迁居到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虽然保持着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但因彼此长期隔离,分别上报了方言的自称。如广西的布状、云南的布依等。

历史定位: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

●六是有的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后,分别受到当地邻近民族的强烈影响,但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称呼。如滇西北汉族所称的“西蕃”,语言明显不同于藏语、羌语者。

苦难经历: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蒙冤22年

●七是有的民族分散在互不相连的各省,各有自己一定的聚居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较大差别,长期以来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他们自己也始终认同是一族。如西南各省的苗人等。

夫人:刘丽华

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通过利用文献史料、传说、谱牒、语言和其他各种有关资料,通过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分析研究,本阶段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9个民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9个民族,共计38个少数民族。

黄现璠人物生平

第二阶段

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甘锦英,壮族,祖籍广西扶绥县。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九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期间,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发表了不少抗日文章。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期间,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6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收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

从1954年到1964年。在前一阶段取得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民族识别工作引向深入,主要是对少数民族的支系进行归并,重点是突破西南和中南省份,特别是云南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7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云南省少数民族成分之多居全国之首,而少数民族中支系的繁杂为国内绝无仅有,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

最终,本阶段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所剩的183个族体名称中,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中。

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黄现璠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二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

第三阶段

1965年到1982年。“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识别工作受到影响,本阶段仅于1965年确认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确认了云南攸乐山区的基诺族。

截止1982年7月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共确认了55个法定的少数民族,再加上人口最多的汉族,最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56个民族。

第四阶段

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除继续为一小部分族体的认定进行调查研究外,主要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分作恢复、更改和对某些族体进行归并工作。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达500万之多,涉及辽宁、河北、湖南、湖北、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一阶段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比如贵州,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需要识别的23个族体,经数年的反复调查和论证,最后认定为汉族的3个,其余20个则分别归并于9个少数民族;

●鄂西地区的140多万人,恢复、更改为土家族;苦聪人归入拉祜族;

●此外,1985年“崩龙族”改称“德昂族”,1986年 “毛难族”改称“毛南族”。

据统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共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在1200万以上。至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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