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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近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南京太平天国博物
分类:中国历史


时间:2007-3-9 17:32: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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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近30年来,两岸学者日益打破隔绝学术交流的坚冰,在该领域研究中呈现出一些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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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起步最早、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清末辛亥革命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就开始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进行研究,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又不断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等一批学者开始搜集、整理、考订和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和专着,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周年》社论,拉开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各种问题争论的序幕。随着太平天国史机构的不断设立、学术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各种学术成果的不断出版和发表,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可是,“文革”的十年动乱,却使太平天国史研究遭受严重的迫害。在“评法批儒”的左倾思想干扰下,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把太平天国历史遭踏得面目全非,学术研究更是变得萧条零落。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冲破了禁区、拨乱反正,学术界真正迎来了实事求是的春天。学术着作与专论的大量增加、各地学会组织的纷纷成立、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不断召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化,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再度出现空前的活跃气氛。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研究者视野的不断开阔

纪念罗尔纲

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趋于兴盛

农民战争既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又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独特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史学应该予以关注。建国以来,以太平天国史为代表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而且成绩卓着,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平天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显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三方面值得肯定:首先是不少前辈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其次,发表了大量学术论着,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军事、外交到思想、文化、人物、典章制度、宗教礼俗等方面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例如罗尔纲先生的四卷本《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再次,培养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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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供稿

“文革”结束之后,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迭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这一变革使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

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能成为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并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20世纪中国特有的革命性语境和主流话语系统的深刻影响。当然,此种革命话语环境和主流话语系统的消极影响也毋庸讳言。这便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些固定化的主流理念,正如沈渭滨先生所说:“几十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规范性话语”。诸如: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性质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目标是反对封建剥削者和封建压迫者,由于革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除了担当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外,已经担当起


辛亥革命史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1977年,《历史研究》杂志即发表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四川大学学报》发表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两篇论文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清算。章开沅在1979年初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此文发表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此文译成英文重新发表,认为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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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学者,罗尔纲教授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是我国太平天国研究的奠基人。他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着,提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

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受到海内外史学界高度重视的一系列成果。尤其在80年代初出版的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着作,普遍受到好评。国外学者认为:“无论是参与编写人数众多、为增强说服力而提供丰富材料,还是从涉及问题的广泛范围来说,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集大成者”,是“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着”。台湾学者也认为“《辛亥革命史》这部书,在所有有关中共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论着中,是篇幅最大、资料最丰、最具学术形式的一部书;从世界史学的眼光看来,也是篇幅最大、最有系统的一部书。”而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自70年代以后即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始终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贯通性的大型辛亥革命史着作。在这方面,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便超越了台湾。不久之后,金冲及、胡绳武合着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也陆续公开出版,另还出版了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着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同样受到海内外史学界关注。除通论性着作之外,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大陆发表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论文总计5200篇左右,是前30年的10倍。

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教授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史观,坚持用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主持筹建了我国唯一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出版和印行有关太平天国的着作达三十部之多,出版学术专着四十多种,发表论文四百余篇,计约七百万字,整理、编辑、出版太平天国文献资料三千余万字。其中1991年出版的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巨着《太平天国史》五易其稿,历时四十载,不仅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领域中最为突出、最有成就的专门学科之一,是与罗尔纲教授的努

与此同时,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也大量出版。例如重要人物文集、史料集有《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等10余种;重要文献资料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专题性资料则有盛宣怀系列专题档案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等外文资料书籍,也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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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大陆还迅速出现了多个以辛亥革命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术单位,各自汇聚了一批研究队伍。总之,这一时期大陆各方面情况均显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主要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阔,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着作,从而使得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

到90年代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仍持续发展,尤其是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论文则几乎是数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内容。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出表现。大陆史学界对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发端于80年代中期,但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除发表了众多专题论文外,还出版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专着。

就总体而言,1990—1999年大陆发表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合计数约为4400篇,虽较诸前10年有所减少,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数量中仍占较大比例,而且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着作的出版呈上升趋势,数量增加,并多有新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在大陆各地举办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多达近20次,体现出相关研究的持续活跃与发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进一步扩展。除对一些老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较为突出的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本身,并由此而局限于革命运动的短时段,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毋庸讳言,任何一次历史事件,即使是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很难一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高潮之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势头也有所减缓。其原因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明显向晚清或民国上下推移。从表面上看,集中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较前减少,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变化也对辛亥革命研究具有上下延伸与横向贯通的积极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较广阔的视野与较连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序言,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萎缩

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上世纪在80年代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继续发展。在相关着述的出版方面,各种专门的着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陆续问世。80年代上半期,台湾史学界密集召开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本身即对促进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会议结束后又都出版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多卷本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结集也相继出版,这些文集收录了大批台湾学者有影响力的专题论文,不乏参考借鉴价值。这一时期,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台湾取得较大进展。1986年海外华人研究会成功主办“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对于推动此课题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明显减缓。据不完全统计,1990至2008年台湾学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53篇,平均每年只有6篇;2000至2008年更减少为17篇,平均每年仅有2篇。“出现这种变化,有多种影响因素。”除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之外,“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辛亥革命研究逐渐式微,与台湾政治转型加快,本土化的影响和冲击加大也有关系。”(何卓恩:《台湾学界辛亥革命研究的承转盛隐》)

简而言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70至80年代的迅速发展之后,在90年代逐渐开始出现萎缩状况,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阶段性发展特点所致,在高潮之后必然会有一段低潮期;但另一方面,台湾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式微不无影响。台湾的许多学术机构和学术发展计划都大规模向“台湾史”倾斜,“中国史”研究明显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难以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趋于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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