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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西安事变betway88,史料反映张学良杨虎城
分类:中国历史


时间:2009-10-25 10:29:48 来源::《世纪》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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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0周年,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形成了一致抗日的局面。多少年来,众人皆知张学良和杨虎城逼蒋抗日,您可能还不知道,在兵谏之前,二位将军曾多次劝谏未果,张学良甚至忧伤流泪。

核心提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8月23日,为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由辽宁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张氏帅府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帅府论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此次研讨会得到了辽宁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也是张氏帅府博物馆长期打造的学术品牌——“帅府论坛”的深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西安事变博物馆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博物馆,台湾文史界以及张学良将军亲属、东北军后代70余人参加会议。 与会代表围绕主题提交了50余篇论文,涵盖民国报纸对西安事变的报道研究、西安事变电文考证、西安事变主角问题以及日本与西安事变等内容。论文观点鲜明,立论充分,代表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会代表还进行分组讨论,8位代表进行了主题发言。吉林社科院毕万闻针对目前网络上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的失实言论,从史料出发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事变发生后,面对复杂政治局面,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多方协调,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东北军后代代表还讲述了前辈们与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提供了珍贵的口述史料。 此次研讨会既有对西安事变相关史料的严谨考证,又有新资料的发现与新观点的阐述,对促进西安事变的深入研究,缅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等的丰功伟绩,继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等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世纪》2009年第4期 作者:张爱平

“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馆对外开放30周年,在其举办的西安事变史实展中,有多幅史料照片都反映了二位将军当年曾多次劝谏蒋介石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史实。

日记停拍引起猜议

“只能说日记还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自己”

其中一张蒋介石下车的照片,拍摄于1936年10月12日。当时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部署对陕甘苏区的“围剿”,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张、杨二位将军屡次去劝谏蒋介石,要求停战抗日,但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

去年,杨虎城将军的旅欧美日记在上海拍卖界出现,结果引起热议,后来日记没有参拍,又引起不少网上猜议,余波至今未消。此事与我倒是有点关系。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中国近代史爱好者的关注。《日记》的公开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新资料。但这些资料到底能还原多少历史的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的学者,如杨天石先生,对《日记》相当肯定,2008年还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但诸多学者则对《日记》的记载内容有所保留,觉得应该更多地参照相关史料来印证。

另一张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训话的史料照片,则拍摄于1936年10月27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陪同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视察,当时蒋介石还给训练团团员们训话称:“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betway88,大约是2008年5月份,上海的一家拍卖行转来一份史料,说是杨虎城的日记,让我看一下。日记不是记在专门的日记本里,没有封面也没有作者,记述时间从1937年6月29日起,迄1937年11月2日为止,为杨虎城旅欧美期间的事迹,但不是杨虎城的手迹。当时感觉记主和杨虎城很多时候都有相同的视角,所以我推测可能是杨当时的某个随员所记,而不是杨的日记。拍卖行的负责古籍善本的崔尔平先生于是强要我说出,若不是杨虎城的则又是谁的。我细看了一回,结果发现确是杨虎城的日记,不过是由杨虎城口述、秘书亢维恪笔录的。而且杨虎城口述时间从6月29日起,迄10月9日止,故我当时定名为“杨虎城旅欧美口述日记(1937年6月29——10月9日)”。从10月10日到11月2日的部分,则是亢秘书自己所记,但内容还是杨虎城欧洲行的事情。更复杂的是,这份口述的日记已经是抄件,理由我都告诉崔先生了。

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杨天石看了日记,就非要给蒋介石翻案,翻不过来的。你说蒋介石写日记是不准备让人家看的,哪有这种事情?”

据西安事变纪念馆馆藏的史料显示,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曾以去洛阳为蒋介石祝寿之机,苦苦劝蒋介石停战,遭蒋介石斥责。同年11月,蒋介石两次在洛阳军校总理纪念周会上训话,训斥与共产党联系的人,张学良听到后忧伤流泪,但仍没有放弃去继续劝谏的努力。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2月6日和12月7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还两次前往临潼去苦苦劝谏蒋介石放弃“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拒绝。

我的鉴定被放在他们的拍卖图录上,《收藏》又拿去刊载在2008年第九期上,都被稍微改动了一点。但上海《文汇报》的报道,改动的地方则略微多一点。后来这部日记欲拍不拍的,惹出不大不小的层浪,倒是始料未及。因为是少数完整看过这部日记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向大家介绍这部日记的情况,希望消弭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201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三位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联袂撰写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成为又一部蒋介石研究的力作。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他们一致认为,“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只能说日记还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自己” “从1927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关于抗日,王奇生引用了网民时尚的语言:“搞半天他原来在日记里面抗日。”

从一张1936年12月8日拍摄的止园别墅的照片中能看出,当时这里表面上一片平静。其实当天上午,张学良就在止园别墅与杨虎城商谈,两人认为蒋介石坚持“剿共”决心既已无法改变,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只能实施兵谏,逼他抗日,再没别的办法了,随后两人商量了初步的行动计划。

杨虎城将军过世七十多年了。他在世时,没有人听说过杨虎城也写日记的,相反,现在看到杨虎城周围人的回忆,都是说将军识字不多文化不高,连讲话稿都是将军口述、秘书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反正,杨虎城将军不喜欢写东西就是了。虽然这样,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以后,到北美、欧洲考察军事的时候,却形成了一部日记。这部日记,曾被全文发表在解放后出版的一些纪念文集里,我查到的,有档案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一书,其中收录了这部日记,虽然有错误,但却大致是全本。西安的同行对杨虎城将军史料比我熟。他们说,还有其他书里也收录了这部日记,我没查到那几本书,但上面提到的这本书也是他们先提供的书名,这本里既然确实有,其他的我不用看了,也相信是有的。在这本书里,日记的提供者名字是张协和,网上查了一下没有争议,大约所有的版本都出自张协和了。

据笔者查证的史料,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日记的故事,说是一个“日记里面抗日”的故事确实不为过。之所以这样讲,没有任何贬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之想法,只是想“找寻”那段时间蒋介石日记的历史真相而已。

一同展出的另一份史料显示,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写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令其通知《大公报》准备发表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接替张学良负责指挥的“剿共”任务。当天恰巧有人拍到了一张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城里1万余名学生举行空前规模的请愿游行示威活动的照片,当时学生们高举标语坚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后来日记没有被拍卖掉的原因,崔先生来电话说,西安事变纪念馆曾找到拍卖行,有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陪行,他们的最大遗憾是这份日记不是原本,所以没有买下。但未料的事情还有,西安事变纪念馆出示了一份文件,原来是有人曾向纪念馆提及过这批史料,崔说,他们出示了两份材料:一页日记的复印件和一份封面的复印件,封面上的文字分明显示,在日记以外同时还存在另外的材料。为使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被湮没,有必要就我看到过的日记写一写。

关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过去的评价分歧很大。但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对西安事变的某些基本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这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文献纪录片中就有所体现。该纪录片的总顾问之一是台湾的蒋纬国,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人、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担任了顾问。但自西安事变至蒋介石去世,蒋都一直隐瞒获释真相。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对蒋介石实施兵谏,发表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抗日。

口述日记的记录者亢维恪

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时,他就为来日一旦被释放酝酿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说辞,这也是为什么蒋没有留下任何手签字据而只留下口头保证的原因。蒋在回到南京后即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说他在西安期间,他随身所带的日记和公文等“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于是,这样的说法随即被宣传开来:蒋之所以获释返回南京是因为张、杨看了他的日记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国计划,被他的“伟大人格”感动,“勇于改过”的结果。1936年年底蒋介石发表了日记体的《西安半月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西安事变之前内战如箭而形势如弦,此后这根形势的弦便悄悄地松弛,这种变化的发生乃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付出命运的代价为前提。杨虎城付出的代价是交出兵权。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从上海坐船开始他的去国之旅。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

杨虎城的孙子杨翰出了一本《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收集资料最全,书里多次说杨虎城识字不多,张学良的回忆里,直接说杨虎城就是个粗人。杨虎城口才很好,讲演很出色,所以民国时有言论集行世。通常来说,写日记是文化人的习惯,杨虎城不是文化人,也没有这种习惯,但这次去国,杨虎城特地征召了一个人,来做他的秘书,这个人叫亢维恪。也许杨虎城敏感到这次旅行意义特殊,亢维恪的任务之一,就是替他记录日记。不过,这件事后来杨虎城没讲,亢维恪也没讲。写日记的方式和以往的方式一样,由杨口述、亢秘书记录。

这算是首次披露张“看日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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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时,张学良还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了公开讲话,张学良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希望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由此看来,张的早晚言行判若两人。这个“看日记”以至于“愧悔”之说有可能吗?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充斥着这个“看日记”的说法。例如,当时在上海发行的、畅销海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答复有关对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记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记中,张学良第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对统一全国,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祈祷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间,让他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祈祷文是五年前写的。”

这段回忆很值得回味。蒋把日记拿给张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记在张看到前,蒋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可以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间点的设立,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协退让,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这样看来,“日记抗战”的说法是相当到位的。

据了解,后来史学界对《西安半月记》的看法还是基本有了共识,即认为“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缺陷。根据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在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

雪耻 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

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张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

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伪泣也。……

在这里,关于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早所言“看日记”后而“愧悔”之说没有了,留下的只是张无缘无故的“悔悟”和“向余连泣三次”。怎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表现呢?因此,尽管这个版本的日记与《西安半月记》有所区别,但显然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那么,张学良本人对“看日记”是否有过说法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那是在被蒋介石监禁在台湾时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过“张杨二人私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抗日计划,就被感动得决定释放他”。这种在监禁下写的东西显然难以采信。果然,在蒋介石死后,张学良的说法就不一样了。1990年张学良在口述西安事变时有这么一段对话——

郭:罗启说有天中秋您喝了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日记”。有没有这事?

张: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

这段话笔者的理解是:这里提到的“没看”,就是说没有看到蒋日记里的抗日计划而受感动进而决定释放蒋。至于在类似《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中承认看了日记受感动,完全“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后来说的“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则至少可以说明,张不会因为蒋在日记中有坚定抗日计划而“更生气”。至于他什么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人看的还是几个人一起看的,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内容,现在也无从考证了。因此,笔者以为,这段对话同时也告诉读者,看了任何版本的蒋介石日记中的关于抗战的内容或者其他内容,都不能轻易相信那就是历史的真实,更不能随便作为信史采用。

▲ 公布的《蒋介石日记》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共两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变见证人之一的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的张、杨看日记后受感动,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蒋介石对此文很恼火,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一面启用已被他长期软禁的张学良。

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人之无行》的文章中写道:“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出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美金封口了结。

这里还要提到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即主要斡旋者之一的英国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曾担任张学良的顾问。同时端纳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1934年,蒋介石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不好拒绝,只得有条件地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6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受宋美龄委托,1936年12月13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达洛阳,然后于14日到达西安。端纳的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端纳回忆,他到达西安后,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面 。接着就和张学良一起到蒋介石住处,劝蒋搬到条件好一些的高桂滋公馆。蒋此前一直坚持不搬。经端纳和张学良一起劝说,蒋终于搬到了新住所。“在安排蒋躺下休息后,端纳前往少帅家共进晚餐。端纳说:‘我带来一样东西,你一定要看,这是蒋介石的日记。’随即将它递给少帅。”“少帅放下日记,缓缓地说:‘这回我明白了,委座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准备对日作战,我将以新的眼光看待他。’少帅答应按照端纳的意见行事。”顺便再对照一下有关时间:《西安半月记》写的是张在12月14日早上见到蒋时说的“看日记”,而这里是12月14日晚饭后张才“看日记”的,而且是端纳从南京带来的。

通过西安事变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上述史料,不难看出,蒋无论是在写日记方面,即怎么写,写什么,包括后来应该怎么修改,还是在用日记方面,即什么时候展示出来,展示什么内容,以期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煞费苦心的。因此,汪荣祖认为蒋介石的“日记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梦想的话,一厢情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蒋“日记抗日”才留下了那些自相矛盾的情节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确实还是有限的。

转载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2期 作者 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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