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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推动我国动物考古学发展,鲜活古代历史
分类:文物考古

  2014年9月22日至27日,国际动物考古学会(ICAZ)第12届世界大会在阿根廷圣拉斐尔召开。我所科技考古中心的李志鹏和吕鹏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与法国学者Jean-Denis Vigne(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学者Katherine Brunso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共同主持了题为“The spread of herding across Asia”(“畜牧业在亚洲的扩散”)的分会研讨。

动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鉴定和分析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以认识古代存在的动物种类、自然环境、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行为特征。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于90年代逐步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其开创和发展的历程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缩影。 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的设立,有助于从组织机构上引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学科导向,整合研究力量,提升研究水平,推进广泛而深入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由此,中国动物考古学迈入了一个稳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此,我们系统回顾中国动物考古学在2016年的学科发展状况,并对其今后5年学科发展进行设想。betway88中文官网 1 专题研究深入 本年度,国内动物考古学研究论文共发表71篇, 开展专题研究的有50篇,涉及生业、骨器、驯化、同位素等10个方面。 生业研究在对具体遗址乃至特定区域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生业方式与中华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其中,袁靖认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所形成的多品种家畜饲养方式和农作物种植方式为该地区文明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赵志军等人从盐业资源、农业生产、畜牧业、陶制品和玉器工艺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技术与生业的指标性特征。 骨器研究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方面,对骨器本身所做研究愈加精细,对骨料选用动物种属、部位、制作工艺等详加考察,并借助于实验考古的方法复原骨器制作流程,如陈全家等人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骨器所进行的研究,侯彦峰等人对蚌刀和蚌镰等的制作方法进行模拟实验考古研究;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对制骨作坊和手工业及其生产性质进行考察,如陈国梁等人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进行梳理,对骨器制作流程和技术、制骨作坊“官工”性质等进行探索研究。 动物驯化研究继续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六畜”,如武庄等人对中国最早家犬源于河北南庄头遗址进行多角度分析,尤悦等探讨了新疆地区家养绵羊出现和早期利用。 同位素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碳氮稳定同位素所揭示的动物喂饲策略,陈相龙、戴玲玲、凌雪等学者就陕西渭河流域考古遗址、河南新砦遗址和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家畜遗存的食性进行分析,揭示了各地区在各文化阶段对不同动物所采用喂饲方式的异同;二是锶同位素研究所揭示的家养动物的地区来源,以赵春燕为代表,就青海喇家和陕西石峁遗址动物牙釉质进行锶同位素比值分析,以探讨家畜是本地还是外地饲养。 祭祀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祭牲的考察。一方面是微观考察,如对内蒙古凉城县窑子和小双古城墓地祭牲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宏观把握,或以较长的时间跨度为纵线,如吕鹏以安徽何郢遗址为切入点,探讨了祭牲礼制化的形成进程,或以特定时代为剖面,如对西周墓葬随葬车马及其制度、秦墓中的动物头骨随葬与社会等级的关系等进行研究。 学术交流密切而广泛 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已成为国内动物考古学学者之间每年进行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2016年5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暨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行,与会学者就动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骨器手工业等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动物图像学研究、古代畜牧与生业模式等8个方面,展现了近年来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推进动物考古学研究采样和实验室操作规范化。201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国家文物局“生物遗存采样和实验室操作系列行业标准培训班”的项目,对来自于全国各地田野考古一线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 主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体现了中国动物考古学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增强。2016年10月,“2016国际动物考古协会理事会暨全球发展与中国视角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国际动物考古协会首次在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举办国际理事会,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过去十年在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和长足发展,与会者还就加强国际动物考古学者与中国同仁的交流与合作等议题达成广泛共识。 “两库”建设卓有成效 中国动物考古“两库”包括标本库和数据库。标本库收藏量稳步扩增。依据“将今论古”的原则,现生动物标本的收集和收藏是做好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鉴定工作的基础条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实验室为例,本年度新增完整哺乳动物骨骼标本6架,其中包括汗血宝马等珍贵品种;此外,还新增6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其中包括河南殷墟和广东南海一号等重要考古遗址。 数据库建设发展迅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实验室为例,自2012年启动动物考古数据库建设至今,建设动物遗存鉴定原始数据库共100余个,现生动物标本基础信息数据库1个,动物考古学研究参考文献数据库1个,动物标本三维数字化处理数据库开始起步,使用数字摄影测量与多视角三维影像重建技术对动物骨骼进行三维影像重建,自然科学测试和分析数据库正在数据汇总,涉及碳氮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3个数据库。 学科发展前瞻 中国动物考古学在2016年取得不俗的成绩,这是需要肯定的主要方面,同时,我们也应反思在学科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发扬成绩、反思不足、力争创新”为座右铭,中国动物考古学今后可以从以下7个方面加强工作。 1.强化课题意识。围绕动物考古学的前沿、热点和空白研究课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研究工作,树立课题意识,坚持原创性原则,组成可以长期协作的研究团队,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合力共赢,从而积累实践经验,推进研究水平。 2.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提高动物遗存的鉴定水平,推广统计学方法的科学应用,突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有机结合自然科学方法,通过系列采样和系统测试,形成可以相互比对和印证的多重证据链或数据流,深入关于古代社会资源、技术和生业的研究。 3.加强研究队伍建设。用心做好青年学者的培养,形成良好的“传帮带”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动物考古技师队伍建设,提高其动物遗存鉴定水平,着力培养优秀者提高研究水平。 4.打造动物考古“两库”建设。动物标本的收集和收藏、数据库的建立和共享等耗时耗力,但作为推进动物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必须常抓不懈,借助专业学术网站及时公布最新数据库资源,通过资源免费共享的方式推进整体研究实力的提升。 5.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尝试借助现有多种网络平台随时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学术问题。提高国际学术课题的参与度,逐步完成由资料提供者向研究参与者的转化。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让国际学术界听到来自于中国的声音,掌握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话语权。 6.发表高质量原创性研究论文。2016年度发表的71篇论文中仅有3篇为英文论文,今后应强化英文文章的发表,提升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同时,除动物遗存鉴定报告外,应加大综合性、专题性研究论文的发表。 7.开展公众考古工作。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实验室在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功举办国内首次动物考古学专题学术展览,受到大众一致好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今后需要努力将学术成果带出书斋,积极向大众展示中国古代在家畜饲养方面所取得的重要发明创造。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9日)

新技术推动我国动物考古学发展 发布时间:2012-07-26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曾江 陈曦点击率:

动物遗存“讲述”鲜活古代历史 发布时间:2018-02-24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吕鹏点击率: 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动物考古学者就是通过研究动物遗存以揭示人类、环境、动物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研究其所保存的鲜活古代历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为指引,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动物考古学继续以资源、技术和生业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动物遗存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研究成果广泛专题研究深入 2017年度开展动物考古学专题研究的论文发表近百篇,以生业、特定动物、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研究为主,另涉及图型图像、驯化、祭祀、骨器等诸多方面。 生业研究在对具体遗址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的生业方式。其中,张俊娜通过构建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的狩猎采集—农业生产方式转换模型,认为技术、环境和人口等因素不同程度加速了中国北方生业方式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过程;张弛认为,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自旧大陆西部传来的作物和家畜传入中国境内后,在不同地区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整体上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戴玲玲等在对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的基础上,认为淮河中游地区史前居民在已经开始饲养家猪的情况下,仍始终保持捕捞和渔猎的方式以补充和满足肉食需求。 特定动物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更新世遗址出土特定动物遗存的形态学观察、测量和描述;二是对特定动物的使用及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如刘思昭、江左其杲等分别对辽宁大连骆驼山金远洞遗址出土大斑鹿和埃楚斯堪熊化石的牙齿、角、骨骼等进行了科学的描述和测量,并对其年代、分布和演化等进行了讨论;杨苗苗等对龙山文化晚期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的羊骨材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认为家羊的消费和利用程度要远高于中原农业发达地区;借助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陈晓露对骆驼驯化的起源、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和途径及在该地区的扩散(特别是汉代以来的扩散)及社会背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继续发挥在生业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周立刚、陈相龙、张国文、司艺、兰栋等学者就河南龙山时期墓葬、陕西神木神圪垯墚遗址、鲜卑人生业、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肉食消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等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肉食消费、喂饲策略、生业转变及社会变化等。此外,该研究还深入到更新世真猛犸象摄食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认为真猛犸象具有的独特摄食行为(食物来源较为稳定且专门化程度较高)可能是它不能很好适应更新世晚期环境和气候变化而造成灭绝的动因之一。对碳氮稳定同位素方法的原理和应用进行反思也是一大亮点,尹粟等人的研究表明直肠癌患者的碳氮同位素值与其发病状况密切相关,认为“我即我食”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基石,但在实际应用时要充分考虑生物个体的生理活动、营养压力和疾病等对数值的影响。 图型图像研究主要立足于其所属动物种属及文化内涵的解读上。如罗运兵等对楚墓出土鹿角实物与图型进行了系统观察,种属鉴定表明主要来自梅花鹿、少量来自麋鹿,澄清了已往的错误认识。同时认为,鹿角的种属选择与墓主身份等级密切相关,并简要讨论了楚地鹿角随葬习俗的源起与流传。 驯化研究继续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六畜”。吕鹏等从动物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出发,揭示了家养黄牛在距今5000年前后传入中国境内及在史前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左豪瑞综述了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并就推进中国家羊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具体操作进行了展望。此外,刘莉等认为应特别关注食物的奢侈性消费在动植物驯化动因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祭祀研究特别关注游牧地区祭牲的应用。刘騻对内蒙古中南部两汉时期祭牲现象进行解析,包曙光对四坝文化祭牲进行研究,刘羽阳等对西北游牧地区先秦时期的头蹄葬进行分析,张国文对拓跋鲜卑葬牲习俗进行探讨。此外,也有学者对黄河、淮河流域埋葬猪下颌习俗进行整合研究。 骨器研究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方面对骨器本身所做研究愈加精细,对骨料选用动物种属、部位、制作工艺等详加研究,并借助于实验考古的方法复原制作流程,如张俭等对周原姚西居址鹿角镞、杨苗苗对关桃园遗址的骨器等的原料和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对制骨作坊和手工业及其生产性质进行考察,如袁广阔等在对先商时期考古遗址出土骨器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早商时期骨器手工业的生产、流通或分配进行了专业考古学解读。 学史研究在2017年度富有特色。王照魁以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为重点,系统回顾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历程、各阶段代表性研究方法和成果。随着《剑桥动物考古学手册》的出版,马萧林等重点介绍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并指出,中国作为家养动物起源中心地区之一,动物考古学研究工作应当得到进一步重视和推进。 统计方法的介绍主要是对数指数法(log size index)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对数指数法作为一种增加样品量最有效的方法,已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余翀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黄牛属动物头后骨骼的测量数据研究为实例,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其具体操作和应用前景。 古DNA研究主要是对于中原地区古代黄牛所开展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蔡大伟的研究表明黄河流域古代家养黄牛驯养情况比较稳定,其种属为普通牛,近东起源的世系占统治地位表明其由近东传入。 学术交流密切以课题带动研究 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已成为国内动物考古学学者之间每年进行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以公众考古的形式推介动物考古成为2017年度的一个亮点。新媒体推动动物考古学以更灵活、更通俗的形式推介学术活动和最新成果,新设立“动物考古”公众号以多种形式宣传动物考古学术会议、动植物考古基地、动物考古最新研究成果等。 中国动物考古“两库”包括标本库和数据库。标本库收藏量大为增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研究室为例,本年度新增完整哺乳动物标本5具,其中包括扬子鳄等珍贵品种,完成山东临淄齐故城、内蒙古辽上京等多处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并有重点开展多学科研究工作。此外,数据库建设发展迅速,以动物考古实验室为例,现已建设动物遗存鉴定原始数据库共有120余个,现生动物标本基础信息数据库1个,动物考古学研究参考文献数据库1个,动物标本3D数字化处理数据库稳步推进,自然科学测试和分析数据库正在建设中。 随着动物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大,我国已设立动物考古学研究部门或具有专职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的科研院所共有29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 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及其团队的课题意识明显提升,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课题共立项4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古DNA视角下的丝路文化交流研究”)、一般项目2项(“实验考古学支撑的华北及周边地区磨制骨器技术发生模式探究”和“小型哺乳动物考古技术的研究与实践”)、青年项目1项(“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利用和家畜饲养研究”)。同时,动物考古学研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相关课题的研究,如青年项目“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演进与生业经济研究”等。(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2日第7版)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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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近年来,我国学界不仅运用动物考古学的国际新技术、新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对现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展开了新的思考。

 

动物考古学是一门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它通过分析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揭示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为,以达到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拓展和加深对人类社会认识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学界不仅运用动物考古学的国际新技术、新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对现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展开了新的思考。7月11—15日,第三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23个学术单位的动物考古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国际动物考古学会世界大会是国际动物考古学界四年一次的国际盛会。此次会议的分会(session)的主题多样,深度反映了今天国际动物考古学的进展和研究主题。会议涉及的主题包括:动物考古研究的基础资料处理,如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处理方式的探索,动物考古资料的整合与比较分析,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讨论数字化资料的收集、组织与传播的圆桌会议;新的技术方法进展,如骨骼测量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几何形态测量技术的新进展,3D技术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分子生物考古学的研究技术进展与实践,以及动物牙齿分析对于古人活动的季节性、畜群的流动性研究、动物饲养管理的强化等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埋藏学的研究,至少有4个分会主题为埋藏学研究;动物考古学研究对于重建古代环境、生态的贡献,其中有的分会还专门从贝类来谈古代环境的重建、影响及管理;区域动物考古学研究实践,如南亚、大洋洲、中美洲、南美洲与北美地区、欧洲等地区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和个案研究;特定生态区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如新热带区的动物考古学实践,加勒比海沿海低地地区的动物考古学与民族动物学研究的新方法;针对特定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实践,如金属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重要动物与人的关系,如鸡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新进展,火鸡的饲养管理与开发利用,南美骆驼的驯化与传播及饲养管理的发展,新大陆偶蹄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特定类别动物的研究,如两栖动物与爬行动物的专题,微体动物群的分析与应用,鱼类研究与古代捕鱼活动研究专题;家养动物的驯化与传播,如狗的驯化问题,东亚地区马文化的发展,动物驯化及其过程的重建等;古代畜牧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进展专题;动物次级产品的开发利用,如牛以外的家养动物的奶的开发专题;动物资源开发与管理专题;动物考古学研究对于复杂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如复杂社会的食物供应,贸易与人群迁徙;猪与礼仪、宴会的关系研究主题;骨器研究专题,比如骨器等原材料的开发与制骨工业等。

同位素分析法重建二里头家畜古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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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ay88中文官网,会议现场

近年来,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研究逐渐受到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重建先民的食物结构,不仅可以揭示先民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早期经济模式,而且可为探索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了解先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目前,对古代遗址内出土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已成为研究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主流方法之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演化实验室教授王昌燧等专家为主的科研团队,分别通过动物牙齿的锶同位素分析以及动物骨骼胶原蛋白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重建了二里头遗址家养动物的“食谱”。研究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各时期家畜的食物结构大体一致,狗、黄牛以及绝大多数猪都以粟类产品为其食物主体,绵羊以野生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家畜食物结构的差异反映了先民不同的饲养模式,学者推测,同种家畜饲养模式的差异可能与二里头遗址的王都性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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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做演讲

古DNA分析技术显示我国家养驴或起源非洲

 

家养动物起源与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对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以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几千年的自然及人为选择,遗传漂移、近亲育种和杂交育种等造成现代群体遗传结构不同于历史群体遗传结构,这为当前的研究增加了难度。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逐渐成熟,家养动物的起源研究逐渐找到了“破解之道”。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蔡大伟、韩璐等学者以我国家养驴的起源和驯化为例,介绍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起源的古DNA研究进展。专家利用线粒体DNA控制区及细胞色素b基因片断的扩增和测序等手段,提出中国北方古代家养驴有两个不同母系起源——非洲索马里野驴和努比亚野驴。该研究成果或将为未来深入研究我国驴的驯化历史及亚非古代人群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重要依据。

  李志鹏、吕鹏等主持的“畜牧业在亚洲的扩散”分会,主题涉及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草食性动物的驯化与传播,动物的肉、毛等动物产品的开发,古DNA、稳定同位素、锶同位素等技术的应用实践等。国内参加该分会的中国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生命科学院。李志鹏与吕鹏在会上还分别做了“古代中国腹地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羊毛开发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黄牛起源的再研究”的发言。该分会的发言得到了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著名动物考古学家如哈佛大学的Richard H. Meadow,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Jean-Denis Vigne,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 Ofer Bar-Yosef等全程参与会议并与发言学者就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在国际同行面前很好地展示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通过会上讨论和会后学术交流,就国际动物考古学前沿课题和先进技术开展广泛学术对话。

动物考古研究应结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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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近年来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传统理论方法滞后阻碍着学科的发展。因此,学术界日益重视新方法、新理论在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使用。与会学者认为,引入国际学界较为成熟先进的新理论、新方法,必须立足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实际情况。要在做好动物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多种自然科学新技术及古文献,开展综合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春雪告诉记者,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动物考古学所涉领域学者提供了互相学习的机会。与会代表就考古遗址的肉食开发、动物驯化、动物遗存DNA研究及同位素分析等专题展开的研讨,进一步体现了上述主题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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